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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文化与新时期文学创作
2019年11月29日 09:03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惠雁冰 左雨浓 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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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时期文学一直与民间文化交织复现,并通过多样化的路径与呈现方式对其进行反映。因此,借由民间文化的理论视野来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创作,是我们认识新时期文学思潮变迁与创作资源重组的一个特殊切入点。

  化入文化肌理参与文明进程

  西方学者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,曾对“民间”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。其中,人类学家罗伯特·芮德菲尔德基于二元社会中的“都市”与“乡村”,提出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两个概念,以呼应“古典文化”与“民俗文化”的二元区分。这一理论后来被视作西方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头,进而演变为相互对立的“精英文化”与“大众文化”。

  20世纪80年代,中国学者钟敬文指出,“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种干流”,即“上层文化”“中层文化”和“下层文化”。其中“下层文化”就是“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、继承和发展而成的”民间文化,它包括“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组织(如家族、村落及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)”。这种对民间文化的认知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,将民间文化视作传统文化的深层肌理,进而将其整合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。

  20世纪90年代,有学者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“民间”主要包括以下内涵:一是表现形式自由活泼;二是审美风格相对自由;三是文化形态良莠不齐。这种“民间”观,细致剖析了民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,并在民间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中,发现二者潜在的联系与互动,是对民间文化理论视野的扩展与推进。

  作为符号母题介入文学创作

  民间文化介入新时期文学的主要路径,其一是作为艺术审美领域的文化符号,其二是作为精神文化范畴的原型母题。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,象征作家精神文化记忆的文化符号和审美意象,多以环境气候、社会风俗、地方语言、象征器物、民间传说、传统文艺样式等形式存在于作品中。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以西藏的特有精神文化为背景,创作了藏地三部曲《西藏,系在皮绳扣上的魂》《夏天酸溜溜的日子》《西藏,隐秘岁月》等。他笔下的“香巴拉”作为独特的宗教符号与文化空间,是延续民族信仰与极致追求的“魂”,也是凝结藏地精神文化想象的“根”。作家红柯长期致力于戈壁、大漠的边地书写,在长篇小说《喀拉布风暴》中,他将地域意象符号进行了风格化再创造,将生命意识的幻境与诗性语言相结合,营造出独特的符号化效果。

  陈忠实《白鹿原》中的厚重土地、路遥作品中的黄土颂歌、贾平凹笔下灵秀的陕南风光,以及高建群“最后三部曲”中的乡土书写,均对秦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文明着墨不少。他们所描画的地理文化环境,凝结成表征陕西的地域文化符号。至于阎连科笔下反复出现的耙耧山脉,刘震云的“故乡”系列小说,周大新的《小盆地》《走出盆地》等,则将河洛文化、南阳文化充分表现出来。山东地区的复杂地理环境,孕育了集海洋、原野、山地等不同文化区域于一体的齐鲁文化空间,这在张炜、莫言、尤凤伟等人的笔下,均成为勾连作家精神记忆的符号化存在。

  作为精神文化范畴的原型母题,是民间文化介入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种路径。这种深藏于人类文明史源头的原型母题,常以宗教崇拜与母性崇拜两个层面呈现出来。宗教崇拜来自远古部落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信仰,为民间文化的精神源头提供了祭祀的崇高感与仪式感、实用的道德劝诫色彩、原始人性的无意识精神空间、自然物普遍生灵化的思维传统,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实用审美趣味等。如韩少功的小说《爸爸爸》将鸡头寨作为承载巫楚民间神秘文化传统的地域背景,以原始、悲凉的寓言故事,对人性中充满的荒谬怪诞进行现代性反思。阿城的小说《棋王》,将佛家的苦行意识、得道的精神境界、清心寡欲的禅宗思想整合成为民间文化的根基,使作品饱含着馥郁的神秘文化色彩。阿来的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,则通过藏族土司、继承者、汉族妻子、贫民奴隶等一系列人物,体现宗教文化对民族心理构成与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。迟子建的作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则依仗以萨满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,书写黑龙江流域鄂温克族的心灵史诗。

  母性崇拜源于原始文明中对生殖力的推崇。因母性崇拜的价值体系中葆有着对民间原典性文化质素的思考,故而可以拓展民间文化的多重空间,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。铁凝的作品《麦秸垛》中仁义、包容、宽厚的大芝娘,以原始的母性光芒辐射开来,具有人类起源之母的原始神话意味。王安忆《小鲍庄》中的“大姑”,将来自母性的爱置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之中,成为具有沟通与联结意义的特殊情感力量。

  经由象征反思表达审美理想

  民间文化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存在方式,可以从文化资源、文化空间与文化因子三个层面进行观照。作为文化资源,民间文化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,最初是现代性反思的一种表现。例如作为文化资源的“民间”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作家笔下,常被用来阐发他们对现代社会文明与生态意识的批判性思考。如周大新的长篇小说《湖光山色》,讲述了现代社会文明辐射乡村之后,民间文化与城市物质观念之间的“交换”与搏斗。在这场文化交换中,生态环境作为代价被支付,历史文化古迹也在现代文明的“入侵”之下走向颓败。在长篇小说《生命册》中,李佩甫将民间文化对人的抚育、教养、关怀,与城市文明中人们的生存需要、物质需求、精神蚕食,置于极端对立的位置。在与现代社会的较量中,“民间”常被视作人类精神园地的最后净土。

  作为空间场景,民间文化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,大致存在着以下三种表现方式。其一,作家对乡村民间与城市民间的真实还原;其二,关注乡村民间与城市民间交叉地带的冲突;其三,象征作家的精神家园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,新时期作家中出现了一支书写城市民间的创作队伍,他们均致力于再现早期城市民间中底层人民的生活情状,池莉等人的写实小说即为例证。交叉地带的冲突在铁凝小说中表现明显。在《哦,香雪》中,封闭村庄台儿沟修起的第一个火车站台,将乡村民间与外部社会联系起来。而史铁生的作品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则将乡村生活的日常美学与地域风光的自然审美相结合,以散文化的笔触,点染出清平湾这一原始素朴的理想原乡。

  作为文化因子,民间文化深存于民族文化品格之中,主要以儒家文化中的“仁”“义”观、济世精神、耕读情结等传统文化价值为中心。铁凝的短篇小说《永远有多远》,建构起现代社会中被驱逐于边缘甚至几近消失的理想国。至真至纯的道德追求与不合时宜的现实处境,正是作为“潜流”的民间文化因子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写照。在铁凝的长篇小说《笨花》中,为官一生的向喜,为追求理想人格而退居乡间故土,以化粪场为命运归宿,显示出儒家文化传统中济世精神向耕读情结的转化。陈忠实的作品《白鹿原》中的民间文化因子,无疑缘于“耕读传家”“兼济天下”的儒家文化品格。

  建基于民间文化土壤的新时期文学创作,绕开了传统的“脸谱化”书写,是审视世界、思考人性的重要收获。但同时,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书写的局限性。其一,民间文化精神的包容性与开阔性,在很大程度上容易消解道德文化体系的“是”“非”判断。其二,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的新时期文学,在走向开源的收获与成就中,也可能陷入另一种话语空间的桎梏,出现过度倚重民俗与地域文化、堆砌拼贴民间文献等程式化问题,从而削弱其现实性与思想性。事实上,在文学作品中,民间文化资源应该首先被表现为一种气息与精神,而不是用以点缀的佐料。在更为开放的场域中呈现民间文化资源,使各种正面的、积极的文化力量共存共生,才是民间文化在当代文学中较为合理、健康的存在方式。

 

  (作者单位:延安大学文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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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惠雁冰 左雨浓 工作单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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